《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史略

2020-04-12 08:58 浏览量:540
【字号: 打印  

《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The Chinese Medical Journal)(下称《英文版》)至2014年底已出版127卷,在我国众多的科技刊物中,有如此长历史的英文期刊仅此一家。

所谓英文版,其实不是中文《中华医学杂志》(The National Medical Journal of China)的英文迻译,它是一份独立的杂志,有独立的编辑方针、计划、读者对象、编辑室、编委会;不过都属中华医学会的刊物。《英文版》的前身要追溯到1887年创刊的《博医会报》(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其后中英文名称不断有变动。中文名有过《中华医学会英文杂志》、《中华医学杂志外文版》、《中国医学》、《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

从1887年起至今,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历史浪淘,政权更迭,人事沧桑,《英文版》的出版大体上经历了五个重要历史阶段。

1. 外国传教医生创办时期(1887-1931)

1840年爆发了鸦片战争,英帝国主义的炮舰结束了清王朝从雍正元年开始的闭关自守时代。自此以后,中国逐步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耶稣教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一齐涌入中国。到道光末年,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达140多人。咸丰同治后,耶稣教会在中国更加活跃。1860年至1890年间,传教士在中国发行的各种期刊达76种[1]。美国教士卡雷·布朗曾毫不掩饰地说:“单纯的传教工作,是不会有多大进展的,因为传教士在各方面都受到‘无知’官吏的阻挠。学校可能消灭这种‘无知’,但短期内,在这样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里,少数基督教学校能干些什么呢?我们还有一个办法,一个迅速的办法,这就是出版书报……在杂志和书籍内,不但能传播基督教福音,同时传播现代科学和哲学”[1]。

1886年,在上海的传教医生成立了中国博医会(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翌年3月,博医会出版了《博医会报》第一期[2-4],主编是克尔(John G. Kerr,中文名嘉约翰),副主编为赖夫斯奈德(E. Reifsnyder)、马肯沃(J. K. Mackenzie)、久利克(S. Gulick)。历史上一直以此为《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的第一期。原因是,不论历史发生什么变化,杂志以后的卷数始终以此沿袭下来,未曾变动。博医会完全是一个欧美等国传教医生的组织,以后才有一些在西方留学归国的中国医生入会。博医会从事的医学活动,还包括翻译、出版医学书刊,经费均来源于教会。博医会第一任会长就是克尔(1897-1889)。他于1854年(咸丰四年)5月15日抵达广州,创办疯人院(J.K.Kerr Hospital for the Insane),后又任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院长,因原院长传教士帕克(Peter Packer,中文名伯驾)返美。帕克1835年11月4日抵广州,参与林则徐设立的编译馆的活动,《海国图志》中有“美利坚医生伯驾译”的文章[1,5]。克尔在医院中附设医塾,招收学生,孙中山曾在此肄业。博医会编译、出版克尔的多种著作,如《内科阐微》、《妇科精蕴》、《眼科撮要》、《炎病略论》、《皮肤新论》、《割病全书》、《裹扎新法》、《花柳之迷》、《西药略择》、《中西病表》,等等。但是他所做的一切,始终没有离开教会的“传路德教”宗旨。克尔殁于1901年[1,6]。

由于杂志是外国教会主办的,创办之初供稿者是清一色教会医院的外国医生。创刊号上, H. W. Boone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杂志主要发表外国医生的医疗、研究工作,便于他们积累越来越多的观察资料及经验,也有利于世界。”[3,4]

外国医生来华,标志西方现代医学输入中国。1887年前,国内没有专门传授西医的学校和护士学校,西医文献廖若星辰。《博医会报》初期,文章内容主要是麻风、瘟疫、霍乱、梅毒、痢疾等常见病。从1835年帕克创办博济医院到1905年底,全国已有教会医院116所,药房241个,传教医生3445名,其中内科医生301名[3,7]。到1925年教会医院达300多所[8]。当时的北京协和医学堂便是1906年由在北京的六个教会联合创办的,1915年由美国罗氏基金会购得并扩建,1921年更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Th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9]。以后相继有广州的夏万女子医校、天津北洋海军学堂、沈阳盛京医学堂、上海哈佛医学学校以及震旦大学医学院、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同济大学医学院、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湖南湘雅医学院、成都华西医学院,均为医教结合,由教会资助[10]。1913年,在外国教会的影响下,当时政府颁布了《解剖尸体条例》,这是中国现代医学史上一项了不起的进步[11]。

外国教会医学院,在中国培养了一批西医。北京协和医学院在美国罗氏基金会中华医学基金会(又名罗氏驻华医社)(The China Medical Board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控制下,注重严格的8年教学,包括3年预科数理化,实行启发式授课,理论结合实践。学校注重学生质量不在数量。这些学生后来对中国的医学教育、科学研究、医疗卫生保健在不同程度上有过杰出的贡献[10,12]。由于中国国内的西医增多,不断有留学归国的医生参与,改变了《博医会报》清一色外国作者的天下。1915年2月5日中国医生成立了自己的学会中华医学会(The Nat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 of China),改变了国内医学界的格局。同年11月,中华医学会出版了自己的刊物《中华医学杂志》(中英文前后两部分)。在“巩固医家友谊,尊重医德医权,普及医学卫生,联络华洋医界”宗旨下,中华医学会的医生与博医会的医生在对方的刊物上发表论文已成常态。比如1887年和1923年间,《博医会报》531名作者中,只有20名是华人(3.8%),到1924年和1933年间,外国人与中国人投稿比例上升为310:221,即41.7%为华人[2,3,13]。1925年,主编埃德伍德·默里斯(Edward M. Merris)为《博医会报》撰写的述评指出,“协和医学院和博医会投稿分别为30%和52%”,又说“如果没有北京协和医院和医学院教职员的支持,《博医会报》是不可能按月出版的”[14]。比如,当时协和医学院药理系陈克恢教授(K. K. Chon)和施米特教授(C. F. Schmidt)的麻黄研究世界著名,成果就发表在英文已易名的《博医会报》(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第39卷上。此外还有协和医院各科和其他医院的软骨病、钙磷代谢、营养问题、疟疾、血吸虫、斑疹伤寒、黑热病等研究论文,对世界医学都有着重要的贡献。《博医会报》英文名去掉missionary是在1907年,但仍由博医会出版。博医会英文改名为The China Medical Association则晚至1925年,在香港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投票决定[15]。

从1916年7月《博医会报》第30卷起,杂志增辟日本医学文献一栏,由朝鲜汉城协和医学院(Severance Union Medical College of Seoul)的拉尔夫·G·密尔斯医生(Ralph G. Mills)翻译、摘要。据说中日人种接近,日本对常见病的研究对中国医生有借鉴作用。这一栏目一直持续到1921年的第35卷。

应该说《博医会报》从教会杂志变成一本很高学术水准的刊物,为“传播医学知识,发展医学科学,推动高水准医学教育,实现医学立法,重视公众对医疗的意见”起了积极作用。[16] 从1915年到1925年,默里斯是杂志的主编,阙功至伟。

2. 中外医生合办时期(1932-1941)

《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的演变过程中,有重要意义的一段是1932年1月《中华医学杂志》英文部分与《博医会报》的合并,英文正式定名The Chinese Medical Journal。杂志合并出版先于1932年4月15日中华医学会与博医会的合并。两会合并经历两年协商[17]。其时,博医会已有46年历史,中华医学会有17年历史,也就是说《博医会报》已有45卷。合并后的学会沿用中华医学会名称,英文名则改为The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合并出版后的杂志卷数为46卷。杂志编辑由北平协和医学院教务长、细菌科教授林宗扬(C.E. Lim)和上海马克斯韦尔(J. L. Maxwell,中文名为马雅各)负责[18]。实际上,基础还是原来两个杂志,只是合在一起用一个新的名称出版而已。J. L.马克斯韦尔为北平协和医学院妇产科主任J. P. 马克斯韦尔的弟弟,同为传教医生。杂志改在北平商务印书馆出版主要出于经济原因。编辑室名义上在协和,实际上是分上海、北平两处。马克斯韦尔在《杂志》一文中表明:“作为编辑,办好杂志不容易,要照顾各方面的兴趣,但主要考虑刊登临床方面的文章,适合本国医生需要,又能反映杂志处于医学发展的前沿”[19]。后来,杂志质量的提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林宗扬医生的能力和号召力。杂志文章经常为欧美主要医学刊物的文章所引用[20]。杂志为月刊,每期印刷2000册,是当时列入美国《累积医学索引》(The Cummulative Index Medicus)的唯一一本中国医学杂志。每年一卷,每期200多页,一年一卷,每卷厚达2000多页。遵照图书馆人员及读者的建议,为了缩小每卷厚度,使用方便,杂志编辑部决定从1937年开始每年出两卷。当时投稿者主要是北平协和医学院及上海、成都、广州、汉口等城市的临床医生。1936年至1940年间,又先后出版了多个增刊,每次500到600页,刊载来华访问的外国学者的讲学报告及专科会议论文。比如,1936年有病理及细菌学会首届大会的会议论文汇编,1938年有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细菌免疫学教授汉斯·津瑟(Hans Zinsser)的斑疹伤寒流行病学、病源学及预防研究,1940年有康奈尔大学医学病理学教授尤金·L·奥佩(Eugene L. Opie)的病理学实践及研究报告,1939年有美国明尼苏达大学麦夸里·欧文(McQarrie Irvine)的多系代谢方面的理论及实践经验。这一时期的各卷杂志,有很多中国西医工作者的研究工作。论文内容也相当丰富,从中医到西医的基础研究及临床观察都有报道。一如奥佩在为增刊写的引言中指出的:“逐期看《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可以肯定地说,用西方医学科学方法训练出来的中国医生已成功地按照自己的选择,研究科学问题。他们能研究中医几千年来传统药物的作用”。津瑟认为,“除了说明中国医学研究的价值及合作精神,每篇文章的科学水准很高”。这一时期杂志对中国医学科学的贡献很特殊,有些文章至今不失为经典,恰是国难当头时期。但是,人们对杂志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光登高水准的研究论文,学会的普通会员则不易看懂。因此,杂志选稿上尽可能考虑大多数读者的要求;但是,这始终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对于疾病诱发因素的认识以及治疗方法的使用,需要有大量研究为基础,实际效果不可能一蹴而就。杂志从临床医生需要出发,每期辟有最新医学文献专栏(Current Medical Literature)。由于中华医学会尚未出版专科杂志,《英文版》每期按专科重点出版,如麻风病、产科疾病、寄生虫病等。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设在北平协和医院的编辑部仍然没有关门。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杂志才被迫停刊。

3.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时期(1941-1949)

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各地的学会会员难以同医学会机关保持正常联系。实际上学会也无法召开各种会议,一切活动处于停顿状态。由于战争,中国已分成沦陷区和大后方两部分。这期间,杂志出现了三个版本,即上海版、成都版、华盛顿版[2,3]。

(1)上海版。珍珠港事件发生,太平洋战争随之爆发,“孤岛”上海陷落。中华医学会上海总会部分执委会成员决定在上海继续出版《英文版》,由侯祥川医生(H. C. Hou)代理总编辑,并组织编委会。1942年3月出第1期,仍保持杂志原有风格。由于战时经济上的原因,1942年至1943年不得不每年出6期,1944年4期,到1945年减到一年出3期,除1942年开头两期由海路通过遣返者带出一些外,发行销售仅限于沦陷区。从1942年11月1日起,中华医学会上海总会中止活动,杂志出版交由中华医学出版社承办。[19]

(2)成都版。1941年夏,由于北平邮局拒绝向重庆方面递送杂志,在成都的一些医生提出在成都出《英文版》。1941年12月在成都的中华医学会领导人同意组成6人委员会,负责出版《英文版》,主编为斯特拉斯(E. B. Struthers)及邱焕杨(E. Y. Khoo)。于1942年10月出版第1期,一共出了3卷,用当地土纸印刷。杂志能够出版全靠医生同心协力,以及各种组织及个人的支持,如中华医学会理事长沈克非(James K. Shen)的鼓励,美国医学援华署(The 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id to China,ABMAC)和英国情报部(The British Ministry of Information)的经济支持。[21]

(3)华盛顿版。1943年1月在重庆的中华医学会执委会成员决定在华盛顿出版《英文版》,以便在战时保持杂志的连续性,也便利国外图书馆及有关研究机构在邮政阻隔的情况下仍可获得杂志。杂志出版从1943年1月开始,由刘瑞恒(J. Heng Liu)和施思明(Szeming Sze)任编辑。从1943年至1944年,一共出了8期,分2卷。杂志基本上保持了原有形式,投稿者开始极少,主要是在大后方的医生负有战时医疗任务,以后有些上海稿子通过日本邮路转运到成都,再转送到华盛顿。施思明于1943年10月和1944年4月为杂志事宜访问过重庆。这一阶段,医学文摘和其他文献有华盛顿的编辑室送到成都结集出版。[22]

当时在上海的《英文版》编辑听到在成都和华盛顿出版杂志,便写信到成都,提出杂志卷数问题,如何衔接,要不影响杂志索引。当时上海已经继北平版出了好几期,因此建议成都及华盛顿接上海版的卷数,分别标为A、B卷。同时,在华盛顿的编辑也提出华盛顿版第1期定为第61卷第1期(1943年1月)以及成都版为61A卷,第1期为1942年10月第1期。由于通讯不畅,只有成都版采纳这一建议。上海版以及华盛顿版都是从61卷开始的。这三个版本在卷数上常常为外界所混淆,这是当时历史环境所造成的。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上海版杂志由于稿件原因只出了薄薄三期,归为64卷,成都版及华盛顿版根据1945年12月中华医学会理事会决议停止出版。成都版实际上10月结束出版,定位63A卷,华盛顿版取消了1945年1-3月合刊,到1944年为止,定为62卷。经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磨难,1946年10月1日医学会上海总会机构恢复日常工作,杂志又重新出版。1946年杂志为64卷,主要是弥补上海1945年出版薄本64卷的不足,开始为双月刊,到1948年恢复月刊。杂志在上海出版一直到1951年。

4.新中国建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期(1949-1978)

新中国成立后杂志有了明显发展。1951年杂志编辑部随中华医学会迁京。其时杂志为双月刊,坚持为工农兵服务、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的方针。1951年至1956年杂志为双月刊,1957年改为月刊。投稿者遍及全国各地,内容也比较丰富,发行量逐步上升,到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际,发行量达2900册。《英文版》国外订户涉及37个国家及地区,与30多个国家的422种杂志建立交换关系[23]。在这一时期,林宗扬、钟惠澜、黄家驷分别担任过主编,为杂志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六十年代初是中国医学科学研究方兴未艾时期,杂志所刊的论文多数水平很高,有些工作在国际上也属领先。比如,1963年(82卷),杂志先后刊登了宋鸿剑、吴葆桢等的子宫绒毛上皮癌化疗和手术治疗经验,文章提出了化疗根治绒癌的可能性;董方中、史济湘等的大面积烧伤病人的治疗经验,提出尿量和补液的关系,三度烧伤病人清创和植皮的关系,败血症的处理;方先之等的中西医结合小夹板治疗骨折,提出了治疗骨折的新方法和新理论;陈中伟、钱允庆等的世界第一例断指再植成功报告,说明我国显微外科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但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不仅给国家、民族带来了严重灾难,也给医学科学事业带来了不幸,《英文版》也不可能避免这场厄运。1966年10月至1968年,杂志在极左路线下更名为《中国医学》(China's Medicine)。内容除极少数医学论文外,充斥政治说教类文章。幸运的是美国《累积医学文献》仍将其列入,未被遗忘。由于“文化大革命”愈演愈烈,杂志于1969年1月到1974年不得不停止出版,前后6年。这不能不说是杂志的一次重大创伤,是我国医学文献上的一段空白。很明显,《英文版》的这种损失要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损失大得多,但更大的损失是10年动乱造成的后遗症。由于科研工作中断,或在极左影响下作低层次重复,科研骨干被压制,后继无人,论文作者匮乏。尽管1975年杂志重新复刊,许多论文“穿靴戴帽”,不乏说教的文章。学术论文署名以单位居多,而无具体作者。此事反映一些专家、学者、甚至普通研究人员惊魂未定、心有余悸,或留有“尾巴”,受限制用真名。

5.“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期至今(1978-)

1978年“四人帮”倒台,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口号,科学界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国际交流增加,对杂志的要求也相应提高。1979年,杂志成立了新一届编委会,心脏外科专家黄家驷任主编,杂志工作逐渐走上正轨,恢复了严格的专家审稿制度,发表的文章质量逐渐提高。[2]1984年黄家驷主编去世。1985年12月在杭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编委会会议,冯传汉任主编,另有7位副主编。冯教授为我国著名骨科学家,提出“高、新、特、大”的四字主张(编辑部后来改“大”为“快”)。四字中,“高指高水平,新指新以及改进。新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课题新,二是方法新,有两者之一或全有,都能得出新观点新结果,临床方面主要目标是新诊断、新疗法。”“特是独有的特点,如特有的疾病、病因、流行病学、和诊治方法特有的理论”,“大是大样本,循证医学要求双盲和大样本,作汇集分析。”[25 ] 编辑部建立在京编委定稿、主编或副主编签发制度。经过编委会和编辑人员的努力,杂志有所起色,发表了一批质量较高的稿件。杂志每期出版近6000册,与66个国家的760种杂志有交换关系。[2,25] 1987年6月出版了一期专刊,记念杂志创刊100周年,陈宝兴等编委撰写了多篇有史料意义的文章。[3] 从1990年起,杂志脱离国际书店,由英国倍格曼公司(Pergmon Press PLC)国外总发行,发行每期不到百本,云中华医学会交换太多,1994年改由新加坡TWL Publishing(s) Pte Ltd公司发行,仍未好转,后改为杂志社发行(中华医学会杂志社成立于1988年,虽经中国科协批准,只是内部机构)。

1995年心脏病学家钱贻简接任主编,基本上延续了上届编委的做法,加强了在京编委的定稿制度,实现全面微机处理稿件。编辑部面临稿件增多、处理缓慢的局面,考虑“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杂志已从2000年的96面增至 160面。2006年杂志改为半月刊,影响因子有所提高,首次突破0.5。为了提高杂志的国际影响力,编辑部做了以下努力:1)加强主动约稿;2)举办学术会议,组稿;3)加强杂志宣传,扩大影响;4)杜绝二次发表;5)建立网站,实现网上投稿、审稿、查稿。2004年至2011年,杂志质量有明显提高,到2011年影响因子达0.983,被引频次为3900。自1997年建立了网站www.cmj.org以来,杂志数字化程度有了明显提高,国际来稿增多,纸板与网络版几乎同步,过期期刊数字化到1931年。1931年以来杂志发表的论文都可以从网站上免费下载英文摘要及全文。杂志先后被评为“中国国际化精品科技期刊”、“百种杰出学术期刊”、“中国精品科技期刊”,多次获中国科协、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专项资金3万到24万元不等的资助。2004、2006年有3篇发表的论文获中国科协优秀论文奖。但是杂志如何体现中国特色?如何获取各学科最优秀的稿件?如何控制登稿数量和种类?始终是主编和编辑部工作人员思考和解决的问题。[25] 钱教授于2006年结束任期,2011年去世,生前依旧关心杂志的改革和发展。

2007年,照日格图教授继任《英文版》主编。此时,杂志所处环境与已往已有很大不同。国家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学术活动空前活跃,科研资金来源多头,论文投稿量不断增加。但是稿件增加并不意味质量提高,实际上优质稿件流向国外很严重,来稿整体质量有所下降。此外,国内英文版医学期刊增多,《英文版》一枝独秀的局面已不复存在,面临稿源的竞争,缩小了择优的范围。但是杂志仍然取得可喜的成绩,影响因子稳定提高,2013年为1.016,突破了1.0。杂志被引频次也提高到6003。两项指标第一次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杂志先后获中国科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评选的“优秀国际科技期刊”和“百强科技期刊”。2012-2014年杂志获中国科协“优秀国际科技期刊奖”二等奖,每年奖励资金100万元。

编辑部坚持杂志的传统,加强与专科分会、会内兄弟刊物的联系,发挥主编、副主编、编委、通讯编委的作用,组稿、审稿、写稿。向外看,掌握学科发展动向,学习国外优秀杂志,改变思路,增设栏目,提高国际化程度;同时加强综述、特稿、述评的约稿,增加刊出量。照日格图主编每周有两天在编辑部,处理稿件,随时与编辑讨论、商议事宜。他兼任《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编委,“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无疑会将该刊的编辑理念和方法引入《英文版》。如何办好一本综合性期刊,控制稿件的种类和数量,体现中国特色,编辑部仍在努力,改革、创新永远在路上。提高文章的引用率和刊物的影响因子,除了主动约稿,获得优质的稿件,强化编辑质量,还要提高数字化程度,办好网络版,改善审稿系统,利用好国际数据库。实现这些目标,使《英文版》成为一本堪与国际同类刊物比肩的期刊,仍然任重道远。

说明:《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一百周年时,我写了《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百年史略》一文,刊于《中国科技期刊研究》上。在原文的基础上,此番作了较大修改,纠正了一些错误,增加了近20 年 (1995 -2015) 的内容,即钱贻简、照日格图教授先后任主编期间杂志的变迁。文题冠以“史略”,不是编年史,事实上也难以做到;“史略”聊胜于无,供后来者备考,且恭逢中华医学会百年华诞,是为庆贺。此文完稿后经《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原编辑部主任汪谋岳编审读,提出修改意见,提供资料,在此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1] 马租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4:227-331.

[2] 钱寿初  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百年史略.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1988;(1)55-60.

[3] Chen BX. A centennial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Chin Med J 1987;100(6):434-442.

[4] Boone HW. The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 of China. Its future work. Chin Med Missi J 1887;1:1-5.

[5] Bonne HW. Packer Peter, MD. first medical missionary to China. Chin Med Missi J 1922;36:93.

[6] Wong K. CM, Wu LT.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Tientsin: The Tientsin Press Ltd. 1932:168.

[7] Christic D.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 Chin Med J 1907 21:140-150.

[8] Maxwell J1. A century of medical missions in China. Chin Med Missi J 1925;39:636.

[9] Jefferys WH. A review of medical education in China. Chin Med Missi J 1909;23:294.

[10] 邓家栋. 协和医学院创办经过。话说老协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17

[11] Regulations for Dissaction in China. Med J 1914;28:238.

[12] Cormack JG. Early days of western medicine in Peking. Chin Med Missi J 1926;40:517-534.

[13] CMJ Index 1887-1923, Vol. 1-37; 1924-1933, Vol. 38-47.

[14] Merris EM. Report of Editor of "China Medical Journal". Chin Med J 1925;39:149-156.

[15] Merris ED. The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China Med J 1925;39:149-156.

[16] Editorial. Chin Med J 1925;39:1056.

[17] Announcement. Chin Med J 1931;45(10):1005.

[18] Report for the biennium 1932-1933. Chin Med J 1934;48:503-507.

[19] The Journal. Chin Med J 1945;64:116.

[20] New WS. Presidential address. Chin Med J 1932;46:1025-1035.

[21] Editorial. Farewell from Chengdu. Chin Med J 1945;63A:280.

[22] Editorial. Journals of the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Chin Med J 1943;61:263-265.

[23] Fu LC. Achievements of the association in the past ten years. Chin Med J 1959;79:208-218.

[24] CMJ editorial board conference held in Hanzhou. News and notes. Chin Med J 1986;99(1):10.

[25] 冯传汉.《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的回顾和若干改革的商榷:写在本刊120周年之际(座谈会发言稿).

(钱寿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