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红亮:《经济研究》和我的编辑生涯

2020-04-09 03:43 浏览量: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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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红亮

我是 1987 年 7 月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研究生毕业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工作的。当时的编辑部主要负责人是常务副主编唐宗焜老师和杨长福主任,主编是董辅礽所长。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研究》所发表文章的风格经历了主要从概念和原理出发的规范性研究,到更加注重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和内在规律的实证性研究的转型。我有幸在这个阶段加入编辑部的团队,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并从 1989 年 2 月开始任编辑部副主任。

编辑部当时的人手比现在要多不少。我记得总共有十七八位,除了编辑部办公室的编务,编辑人员按照各自的专业所长分为几个小组,负责初审和二审稿件,意见比较一致的较好稿件提交编辑部“凑稿会”大家讨论,最后由编辑部负责人提出终审意见——退稿或者修改后刊用。这就是大家原先所熟知的“三审制”。这种制度一直延续了多年,期间担任过编辑部主任的有朱铁臻老师和樊纲等。在这种制度下,编辑人员能否“慧眼识珠”发现(包括组约)好稿件有很重要的作用,编辑部负责人能否有担当、拍板发表一批有影响力的重头文章,对刊物的地位提升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1997 年 10 月,我很荣幸担任了编辑部主任一职,顿觉肩上的担子很重。好在有经济研究所领导和编辑部同仁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张卓元老师和后来的刘树成老师作为主编的直接指导。与当时的搭档詹小洪、王利民一起,在国内经济学期刊中首先推出了“部分稿件的匿名审稿制度”。在 1998 年度的编委会上,编辑部的工作汇报有一段是这样写的:“抓好审稿工作,对部分稿件实行匿名审稿制。由于经济学发展迅速,并且越来越专门化,一些论题较新、分析方法较前沿的文章,仅靠编辑部自身的力量来把握已有一定的困难。为使好文章不致遗漏,借鉴国外学术刊物审稿的经验,外聘一些专家进行匿名审稿,从而保证了这部分文章的审稿质量。”当然,国内经济学研究发展很快,学术刊物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几年后,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很快又“与时俱进”地实行了新的措施——“双向匿名审稿制度”。这些措施的实行和及时完善,从制度层面为办好刊物提供了保障。有人称此举是构筑了一个“防火墙”,可以把劣质稿件拒之门外!这不无道理。因为有了匿名审稿专家的专业性审稿意见,一般作者也就容易接受编辑部退稿的决定,并且从审稿意见中也能获得中肯的意见,为以后写出更好的文章提供参考。当然,作者也可以对审稿意见提出异议,至于最后能否刊用,绝大部分作者都是比较能够理解编辑部的苦衷的。

办好刊物的另外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是作者队伍的培养和成长。前面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刊物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涌现了一大批中青年经济学家。其后,樊纲当编辑部主任的时候,倡导与国际规范接轨,并在国内经济学刊物中首先实行参考文献制度,也成就了一大批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年轻学者。延续这样一个大的思路,《经济研究》在其后举办的一些重要学术会议,也实实在在地推动着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一批批青年才俊的成长。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2001 年开始举办、迄今已成功举办 18 届的“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该论坛发起单位是《经济研究》编辑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现在有 20多家全国重要的经济类院校和研究机构成为了论坛的学术理事单位。这 18 届论坛,我作为论坛秘书长,每一届都参加了;另外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学术会议是“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新论坛”,迄今已经连续举办了 12 届,最初是2007 年在刘树成主编的指导下创立的,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匿名审稿制度下,编辑部工作的另外两个重要环节是:如何选出比较好的稿件送匿名审稿,以及对外审回来的比较成熟稿件,在基本确定刊用后,进一步由责任编辑来编辑加工及排版后的通读、校对工作。就第一个环节而言,个人觉得,因为来稿量比较大,编辑部在推荐送外审的工作中,考虑到不能给审稿专家很多的工作量,因而不可能把太多的稿件都推荐送外审,因此是比较挑剔的。也就是说,一些有政治导向问题和质量不理想的稿件一般在这个环节就不会通过。不推荐送外审的理由可能还有:文章选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不大,内容过窄或者过于技术化;文章从研究角度、所用数据和方法、是否有新观点和得出新结论等方面看新意不足;文章论述过于简单浅显,分析深度不够;逻辑不严谨,不能自圆其说;事实归纳和理论抽象不准确,以偏概全;写作粗糙,病句和错别字较多,如此等。文章如果存在上述某个或某几个方面的问题,就可能不被推荐送外审。当然,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误判,编辑部安排三位编辑同时审一篇文章,意见分歧时提交编辑部讨论,由编辑部负责人最后把关;第二个重要环节的编辑加工稿件和通读、校对,要求相关人员工作认真细致,并不断积累经验,到一定时候可以做到熟能生巧。但这些工作不管熟练到什么程度都是一个苦差事,需要必要的奉献精神,这样才能耐得住性子,不会忙中出错或急中出乱。

在编辑工作之余,我也抽时间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经济学动态》《光明日报》《经济参考报》等报刊发表了一些文章,并出版了部分专著和译作,这也是积极贯彻编辑部一直提倡的编研结合精神的结果。编研结合做得好,既能促进编辑工作本身,也有利于编辑人员的成长,从而安心编辑工作,有利于办好刊物。

记得若干年前,和当时的编辑部主任王诚及编辑部其他几位同事在广州参加与一个大学联合举办的学术会议时,学报的一位同行曾这样感慨:做编辑就应该做《经济研究》杂志这样的编辑!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研究》在同行中的地位以及他们对编辑人员的尊重!确实,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经济研究》得到了不少荣誉:1998年,被国家新闻出版署评为“百种全国重点社科期刊”;2000 年,获第二届“百种全国重点社科期刊奖”和首届“国家期刊奖”,是唯一入选的经济理论期刊;2002 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期刊一等奖”和第二届“国家期刊奖”;2012~2015 年,连续被评为“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人文社会科学)”;近年还被评为国内经济学科中仅有的“顶级”期刊。这样看来,虽然工作繁琐一点、累一点,但还是非常有价值的!期待今后有更多的青年才俊加入到《经济研究》这个平台中来!衷心祝愿《经济研究》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越办越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副主编)

(注:本文摘自《中国期刊年鉴》2019卷《足音——全国从事期刊出版工作30年出版人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