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史话 | 日本研究刊物的刊名之争

2021-01-26 09:16 浏览量: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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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规模性的国际问题研究,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1963年末,毛泽东发出“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批示。因此,中国主要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和学术期刊,大都是1964年以后成立和创办的。历经“文革”,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实现恢复性增长,各种学术期刊纷纷创刊,中国的日本研究刊物遂迎来井喷式发展期。

1985年,这是一个注定要被载入史册的年份——如果将来历史学家要写一部中国日本研究刊物史的话。在改革开放后中日友好的“蜜月期”,随着三千日本青年成功访华、电视剧《血疑》的播出,神州大地掀起了一股“日本热”,也推动了中国日本研究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学术期刊建设。这一年,在新时期中国如雨后春笋般成长的期刊丛林中,倏然间诞生了六本日本研究刊物(如下图),构成了当代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期刊的独特风景,以“日本研究刊物年”喻之也毫不为过。

《日本研究》(季刊)创刊号,1985年3月,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主办
《日本问题》(双月刊)创刊号,1985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主办
《日本论坛》(季刊),1985年2月内刊更名,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主办
《科技日语》(季刊)创刊号,1985年1月,湖南大学外语系日语教研室主办
《日本》(季刊)创刊号,1985年8月,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主办
《日本研究论丛》(季刊),1985年1月内刊更名,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主办

至80年代中期,日本研究刊物已有《日本问题研究》《日本问题》《中日关系史研究》《现代日本经济》《日本文学》《日语学习与研究》等十来种,主要为公开刊物、内部资料和书籍期刊(俗称以书代刊,今称学术集刊)。“多子多福”的年代,可以把家里孩子叫做大毛、二毛、三毛……日本研究刊物本已太多,1985年又集中诞生或更名,其间甚至发生了一场“刊名之争”——

这还要从两家日本研究机构说起。一般认为,中国的日本研究机构有三大分支系统:一是高校,二是社会科学院,三是政府机构。这两家日本研究机构,一家是历史悠久的辽宁大学所属的日本研究所,另一家是在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基础上成立的中国社科院下属的日本研究所。从学术研究机构的“出成果、出人才”的使命和功能来说,创办一本一流的学术期刊,无论机构新老都成为衡量其研究水平的标志之一。其时,两家机构都正在为办刊而紧锣密鼓。

1964年成立的、新中国最早的日本研究机构之一的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1984年筹划将其所办内部刊物《日本问题》更名《日本研究》公开出版。而几乎与此同时,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也在酝酿创办一本新的日本研究刊物。

社科院日本所1981年成立。建所伊始,所里许多同事就呼吁创办日本研究刊物,但著名国际问题专家、首任所长何方认为办刊条件尚不成熟,始终没有首肯。后来,通过所内“练兵”,学习兄弟单位办刊经验,再编印《日本大事记》(日本所第一本出版物)、创办《日本问题资料》和《日本问题特刊》等系列内部出版物,渐进式发展,直到1984年初成立编辑部,筹办刊物才正式提上日程。

按照社科院以研究领域出版刊物的惯例,一般都把院属研究所办的刊物叫做“某某研究”。依循此例,日本所的刊物应叫《日本研究》。首任编辑部主任田桓为这本新刊起名《日本研究与报道》,当然不是为了增添时事内容而模仿《美国新闻与报道》,显然是此刻他已知晓辽大日本所申报更改刊名之事而有意为之。但请“柯南迷”们注意一个细节:田恰好是辽大日本所的前编辑部主任,后调入社科院,并随世界政治研究所撤销、作为该所原日本组研究人员整体转入新成立的日本研究所。是不谋而合的英雄所见?还是他把社科院日本所筹备办刊的消息“泄露”给辽大方面,使其捷足先登?

当我脑海萦回起柯南名言“真相,永远只有一个”,一本《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五十年志》(王铁军、吴占军编,2014年9月)似乎给出了答案。其上赫然记载:早在1984年5月5日辽大日本所已起草《申请审批日本问题国内公开发行出版的报告》,向辽宁省委宣传部和省新闻出版局提出申报。从报告题名看,并无更改刊名信息,发行也明确限于国内。但是在报告中写明“申请《日本问题》改版为《日本研究》并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而据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档案显示,日本所向院部提交《关于创办<日本研究与报道>的报告》,是在1984年10月,整整晚了五个月!

接到日本所的报告,社科院科研办(科研局前身)在给院领导的请示中,明确提出,刊物“应把重点放在学术论文、调研报告、专题考察、讨论争鸣、文献资料等方面,报道性、知识性栏目所占篇幅不宜过大,以免冲淡刊物的学术性和理论性”。还提出,“应面向全国”,避免把刊物办成“所籍刊物”。重读30多年前的审批文件,前辈科研管理者的忠告,可谓振聋发聩。如今,社科院规定,进入创新工程的研究人员每年至少要在“核心期刊”(“核心期刊”最初作为门槛,但为解决论文发表难,后由各所“增补”、院部认定了一批非核心期刊,进而“变身”进入“创新准入和后期资助核心期刊名录”,导致有些研究所非核心期刊论文数量大大超过核心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一时很多院属刊物上的所内人员发文量陡增,以致院科研局规定本所人员发文比例不得超过20%(个别稀缺研究领域可适当放宽)。在此,真的要为前辈科研管理者点赞!

注意到刊名问题的是孙尚清。这位社科院前秘书长,曾偕夫人访日,著有《在日本的九十天》,是我年轻时读过的一本“日本通识”,真敬佩孙尚清以中国经济学家的睿智对日本细致而深刻的观察,也佩服他做记者的夫人的生花妙笔。可惜的是,孙尚清因医生误诊英年早逝了。孙尚清在批示中说,社科院各所理应各有自己的公开的学术刊物,日本所刊物名称似可叫做《日本研究》,不一定加“报道”二字。在副院长赵复三、汝信审阅后,院长马洪1984年10月27日最后批示:“同意尚清同志意见,可以去掉‘报道’二字”。

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

有了科研办的审批意见以至院领导的批示,实际上已给这本未来的日本研究刊物颁发了“准生证”,顺带还当仁不让地给起了大名。由于日本所未在请示报告中明确说明已有《日本研究》同名刊物、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刊名,报告虽批回,但刊名问题实际上又回到原点。

当获知社科院日本所筹办刊物,并欲取名《日本研究》时,辽大方面终于坐不住了。何方在《从延安一路走来——何方自述》中回忆:“1985年,我们要创办自己的刊物,按社科院期刊系列,应该取名《日本研究》。可辽大日本所的金明善(时任所长)来信说,他们已经以同样刊名向省里备了案,希望我们把刊名让给他们。我就立即采纳,重新向上写报告……”何方“自述”,在其任上“同其他日本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关系都搞得很好,没有发生过什么冲突”的语境下,还把重改刊名作为“尽量对兄弟单位作点照顾”的事例加以佐证。

事情的过程并非风轻云淡。事实上,社科院方面一直试图说服辽大方面放弃原刊名,但辽大方面则以“注册在先”为由据理力争。当年没有互联网、数据库,刊名查重应该是以新闻出版局新刊公告为准。但如果双方同时期登记注册,究竟是谁先谁后,还真的说不定。

当年的辽大日本所副所长莽景石在2014年12月召开的“日本研究期刊创新研讨会暨《日本学刊》编委扩大会”(《日本学刊》编辑部与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在天津联合举办)上,透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惊人细节:为了说服辽大方面放弃《日本研究》刊名,老东北局出身的马洪院长,竟亲自出马为社科院日本所向辽大说情。但辽大方面仍寸步不让。事情遂形成僵局。

虽然长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之间并无中央与地方的隶属关系,社科院并不因之“殿堂”而“颐指气使”,但其时中宣部、国家教委、社科院刚刚联合召开了全国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会议决定,每个学科都设定一个规划小组,进行全国的分工、合作、交流和协调。而日本研究学科规划小组的组长正是何方。如此,他对日本研究刊物刊名进行“协调”,也完全名正言顺。

佩戴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的何方

最后,还是三八式老干部高风亮节,何方顾全大局,做出让步,说日本所已经有一本《日本问题资料》了,去掉“资料”,就叫《日本问题》。虽然当时就有人以“问题”一词有歧义为由加以反对(其实,《现汉》中“问题”有多个义项,一般语境中不应成为问题,但这仍然成为后来刊物再度更名《日本学刊》的理由之一),但何方的意见成为编辑部重写报告、最终向北京市新闻出版局行函的依据。

仿佛心有灵犀,更像一种缘分乃至轮回,何方怎么也想不到,他“急中生智”想出的刊名,竟然是辽大的原刊名!而且,故事还在继续,令人拍案称奇的是,日本所1982年创办的《日本问题资料》,其同名兄弟竟也出自辽大日本所,而这位“长兄”岁数大很多,早在1966年就出生了!这是我在写这篇短文时无意中查到的。真是世上巧事多,无巧不成书。

1985年1月24日,文化部发出《同意创办<日本问题>双月刊》(文出字(85)第117号)文件。文件原则同意《日本问题》的“编辑方针、登载内容和读者对象”,指示加强刊物领导,“建立健全编辑机构,以保证刊物质量”。《日本问题》获得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批准出版。

同年3月20日,远在沈阳的《日本研究》正式出版并向国内外公开发行。而《日本问题》犹如姗姗来迟的婴儿,时隔两个月,于5月20日呱呱坠地。

至此,一场“刊名之争”方尘埃落定。

今天,中国的日本研究刊物作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重要载体和推广平台,早已跨越了数量扩张的阶段,正稳步提升质量和影响力,向着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学术期刊行列前行。当年曲折而又温馨的办刊往事,令人感慨。

(作者林昶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编辑部原总编辑、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