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是要死的

2021-01-21 09:15 浏览量: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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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期刊研究方面,张伯海先生是我的坚实引导者,影响至深的当属第一课。

那是1991年深秋,他在新闻出版署期刊司司长任上,我在河南郑州谋饭。有一次,我陪同有关领导到署里办事,他留我在他办公室单独谈了一会儿。所谈其他内容都忘了,但那句“期刊是要死的”是永远记得的。他语调轻缓、舒徐 ,于我则无异于晴天响雷。

当时的新闻出版署因东四南大街办公楼正在建造中,而借中国出版外贸公司办公。那并不高大的老楼 ,让我倍感灰沉,以致后来一直不忍心再去那里。就在那天 ,张先生肯定了我为他主编的《期刊工作手册》中写的《建国前期刊历史简况 》。这对我是莫大的鼓励。对于他明确告知的即将发生的期刊未来,我则不知应对,苦闷难解时,就在郑州市内猛澄自行车乱逛。

1994年10月,第六届全国文化综合类期刊研讨会和第七届全国妇女报刊年会在西安召开。28日,《女友》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王维钧在会上的长篇发言中动情地说:

“我想到有那么一位领导人,他那么大年纪,在那样的工作位置上,还那么废寝忘食,冥思苦想,千方百计为中国期刊事业的繁荣与发 展尽职尽责。他关心期刊的成长,关心我们办刊的同志,对事业忠心耿耿,极端负责,说实在话,我很感动。我所以办刊能认真卖力,与他的影响分不开他那么做,是为了什么?那么,我自己又该怎么 办 ?一种心愿热望就油然而生。”

听的人都知道,他说的是张伯海。相当长时间里,我没有把如此激励王维钧的张伯海与给我上期刊研究第一课的他联系起来。

人总是要死的,或迟或早都会知道。但有几人坐以待死?伯海先生将这一期刊理论的终极问题及早拋给了我,自己却一直孜孜以求,他真是先生。期刊是人类工业文明的产物,伴随着印刷复制技术的改进而逐渐发展成为广泛深入渗透到人类生活各方面的媒介。作为一种媒 介,正像其他社会现象一样,其衰老死亡是必然的。伴随数百年的期刊实践,人类创造并深化、升华了围绕期刊的媒介思想,又创造性地运用于其他后起媒介的生产运营中。可以尝试断言:期刊作为一种媒介是必然死亡的,但难以确知死亡的时间表,正如界定死亡(指局部死亡还是全体死亡,一时消亡还是长期灭绝)需要狠下番功夫;期刊作为一种定期连续出版的传播方式必然不会消亡,其思想精髓早已内化在继起的媒介中,获得了再生甚至永生。理论工作者面临的知识困惑是:期刊传播方式的理论精髓到底是什么,有哪些,其内在结构关系如何,在数字传播时代如何创造性地转化这些精髓?1996年,我到北京印刷学院任教,开设了“期刊策划导论”课。2011年最后一轮讲此课时,我这样向学生表白:

在世界期刊乃至中国期刊死亡的若干年前,我利用工作岗位之 便,占用若干学生的时间,对他们说了很多话—与中国期刊及其死亡 有关或无关、直接有关或间接有关的废话昏话。所以说是废话昏话,因为那些话可能有用,也可能无用,但我不知道到底哪些有用。因为 那些话对有些对象有用,对有些对象无用,我又完全不知道哪些话对哪些同学有用,哪些话对哪些同学无用。面对复杂的知识问题做“批处理”,再伟大的智者也有“无知”的困惑。在数字传播时代,信息的知识化与知识的信息化作为专业问题将更为严峻突出。

(来源:《编辑之友》;作者李频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代出版》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