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范军:学术期刊控制发文量,多发大篇幅论文。说好的论文创新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去哪儿了?

2020-12-06 05:32 浏览量: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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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当下学术期刊越来越热衷于刊发长文章,短则万字,长则数万字;同时,减少每一期刊物文章的篇数。除了极少数靠卖版面为生的垃圾刊物,或假学术刊物还时常刊登一两个、两三个页码(常用小五号字密密麻麻地排版)的短文,其他稍稍正规一些有些档次的学术期刊,尤其是核心期刊(包括南大CSSCI入选期刊)都有一个共同的趋向:严格控制文章数量,尽量多发大篇幅论文。是只有长文章才有学术价值,文章越长学术价值越大?还是编辑部找不到足够数量的更多好文章以供刊发?仔细追究,原来都不是。学术期刊圈内人坦承:说一千道一万,大家都是为了“影响因子”。

国内公认的所谓人文社科权威期刊,主要是中国社科院院办的《中国社会科学》,以及各研究所或中心办的,如《哲学研究》《经济研究》《历史研究》《政治学研究》《文学评论》《新闻与传播研究》等,另有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文艺研究》、中央教科院的《教育研究》等,皆为大开本,厚本子。笔者查阅了一下最近这些刊物,大致情况是:万众瞩目的综合性大刊名刊《中国社会科学》,月刊,每期208页,每页1260字,每期刊发9篇文章(偶尔10篇)。社科院各所办专业刊物基本都是月刊,其中:《哲学研究》,128页,每页1720字,每期发文12篇(偶尔13篇);《经济研究》,208页,每页1720字,每期发表12篇(偶尔13篇);《政治学研究》,128页,每页1600字,每期发文10篇左右;《历史研究》,224页,每页1260字,每期发文13篇左右;《文学评论》,224页,每页1720字,每期发24篇左右;《新闻与传播研究》,128页,每页1224字,每期发7篇。社科院以外的《教育研究》,也是月刊,160页,每页1480字,每期15篇左右(若发笔谈时会多一点篇数);《文艺研究》,月刊,184页,每页1480字,文字部分160页(另有页码专门刊登美术作品),发文章13—14篇。至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管理世界》月刊,240页,每页1930字,每期刊文16篇左右。上述大刊名刊,页码少则128页,多的达到240页,都不算薄。按此计算,几乎所有刊物每篇文章平均页码都在10个以上,有的如《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平均每篇接近甚至超过20页。从字数来看,每篇文章少则一万四五千字,更多的是一篇就有两三万字,或三四万字。就笔者所知,不少刊物都设置了下限,即论文篇幅不得少于多少页或者多少字。有些作者不得不为了够得着“标准”,人为地拉长文章,其实也就是给论文“注水”。这样的长文章不仅没有积极意义,还有极大的消极影响。这种学术期刊篇幅不少,刊文不多,且越来越趋向少发文、发长文的现象十分普遍。各省社科院、社联系统学术刊物,各级党校系统研究性刊物,各高等院校学报和专业期刊,也纷纷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的刊物为榜样,一再拉长文章,减少刊文篇数,使得从事人文社科研究的专业人士,尤其是中青年学者和博士生博士后叫苦不迭,因为发一篇文章太难了!2017年12月,笔者在首届华中学术传播论坛的发言中戏称:“从C刊这个角度来看,现在学术界、教育界最主要的矛盾,就是人们日益增长且难以满足的C刊发表要需求与C刊供给严重不足的矛盾。”一转眼好几年过去了,这个矛盾不仅没有缓解,而且越来越严重。如果发长文、少发文的只是少数刊物,可能问题出在刊物或主编本身;如果大家都这样做,显然有其外在的共同压力,又有不得不为之的内在动因。这个压力或动因就是学术评价,而学术评价的一个核心要素就是所谓期刊的“影响因子”。

      笔者在《“影响因子”的影响太大不是好事——学术评价漫谈之一》一文中,引用江晓原、穆蕴秋的文章,说到何谓“影响因子”,西方期刊提升影响因子的“妙法”之一是“两栖化”(这个在中国学术期刊界几乎不存在)。现在涉及另一个重要问题,江、穆二位称为“操弄影响因子的捷径:减少分母”!( 《影响因子是可以操弄的——揭开影响因子的学术画皮(二)》(载《读书》2016年第9期)他们指出:    根据公式,影响因子是一个分数值,要将一个分数值变大,途径当然有两条:一条是增加分子的数值,在影响因子游戏中,就是追求更多的引用;而另一条则是减少分母的数值——在影响因子游戏中,这可以通过减少“引用项”数量来达到。      在我国,学术期刊的“引用项”基本等同于刊发的学术论文,它就是那个计算公式中的“分母”。为了提高影响因子,一方面需要把“分子”做大(对此我们另文讨论),另一方面要把“分母”做小(减少发文量无疑是个好办法)。江、穆两位的文章谈到,被中国科学界顶礼膜拜的《自然》杂志,就是通过影响因子的计算公式的分母规则,逐渐减少“引用项”即学术文本,来大幅度提升其影响因子的。据相关资料显示,该杂志1974年的“引用项”是1502篇,到2014年就只有862篇了。而与引用项大幅减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然》的影响因子节节攀升:1974年为2.3,位列第55;1990年以后一直保持在前10名的位置。其实,《自然》杂志的做法在西方期刊界较为流行,像《皇家医学会杂志》《内科学年鉴》《英国医学杂志》《美国医学会杂志》《澳大利亚医学杂志》《加拿大医学联合会杂志》等国际医学名刊,“学术文章数量都在逐年大幅下降”。

这项研究还考察了一个学术文本数量直接左右影响因子的典型案例:《柳叶刀》的学术文本在一九九七至一九九九这三年间曾大幅增加,结果《柳叶刀》影响因子随之大幅下降,从一九九六的17.9下降到一九九九年的10.0,排名从第二十名下降为五十六名。(《影响因子是可以操弄的——揭开影响因子的学术画皮(二)》,载《读书》2016年第9期) 

   看了这些案例分析,我们对国内学术刊物为何纷纷减少文章篇数、热衷刊登长篇大论就不难理解了。其实,办刊人也是被动的,是被“影响因子”牵着鼻子走的。所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在学术评价标准不断异化、“硬指标”越来越刚性的大背景下,哪家刊物不按这个游戏规则玩,最后自己就玩完了。国内部分刊物,现在争先恐后赶热点、追前沿、约名家、发长文,果然影响因子节节攀升,主编编辑们喜不自禁,上级领导也觉得脸上有光,赏赐有加!人文学术、基础研究、冷门专业,则面临生存危机。试想,如此学术评价、如此影响因子、如此游戏规则,真的有利于学术水平提升、学术研究创新、学术生态培育、学术人才成长,乃至整个学术事业事业发展吗?喻立平教授前不久发表文章指出:过度强调查重率等学术规范,可能正在损害科学研究!同样的道理,过度强调所谓“影响因子”,强调核心期刊、权威期刊等外在因素,对学术期刊、学术研究同样会造成损害。

      过去,人们编辑学术刊物,除了加强选题策划、物色优秀作者、刊载高水平论文以外,还很注重“编辑辅文”或“副文本”的作用,注重利用期刊空间进行学术信息的交流。现在策划一个栏目,不敢让主持人写“主持人语”;封二、封三与封四登载学者简介、会议简讯,不敢上目录传“知网”;刊物里文章空白处想来点“补白”,减少浪费,多点资讯,都小心翼翼。一句话,是生怕上述内容不小心被计算为“分母”了。本来,学术期刊页码应该完全固定,文章篇数则可以每期有所变化,现在有的期刊成了每期文章篇数一定,页码反而随意安排了。如此种种,都有些背离了办刊基本规范和一般要求,更背离了学术初衷。听朋友讲,还有无良办刊人,收了作者大笔的版面费把文章登了,却放在“广告与书评”栏目,目录页上根本没有标题,自然也就没有传上知网,文章成了“黑户口”。这样做的目的,显然也是为了影响因子而故意人为地减小分母。这种坑蒙拐骗的行为更加恶劣!

      笔者以为,在目前大的学术评价标准和手段不变、影响因子仍旧发挥作用的前提下,如何切合实际、合理运用公式计算方法,而非简单地照搬西方的某些模式或办法,办刊人也还有工作可做。但最终,中国学术界、学术期刊界要更加健康持久地发展,还是不能简单地让“影响因子”法力无边,宰割学术,恣意妄为。在这方面,无论政府管理部门、高等院校及专业科研院所,还是学术共同体、学术期刊同人,都可以也应该有所作为,积极建言献策,寻找解困之法。对明知不合理、不科学、不靠谱,甚至具有破坏性的东西大家都三缄其口,甚至曲意逢迎,助纣为虐,那问题必定会越来越严重,前途也会越来越暗淡。要知道,学术事业健康发展,学术期刊长远建设,你有责任,我有责任,大家都有责任!

本文作者范军,湖北省荆门市人,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主编,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化传播学博士点负责人,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总编辑、社长、董事长,华大鸿图文化事业发展公司董事长等。

主要社会兼职有全国高等学校出版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史学会编辑出版研究会副会长,韬奋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湖北省社联委员,湖北省国际友人协会会长,湖北省编辑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期刊协会副会长等。

(注:本文摘自“出版六家”微信号;本文名称由“期刊强国”微信号所加,原题名称为《 学术刊物为何都热衷发长文减篇数 ——学术评价漫谈之二》;感谢范军先生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