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伟民:不能正确地认识学报的历史与传统,是导致学报今天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

2020-12-04 06:12 浏览量: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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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报占据了中国学术期刊界的半壁江山,是当代中国学术界的一个独特现象。近年来,随着中国出版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学报何去何从成为目前学术界和出版界的一个重要话题。学报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再到今天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其过程比较复杂。因此,总结学报的历史发展进程,对研究现在、展望未来,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鉴于学报这样一个独特而庞大的学术期刊群体,似乎只有中国大陆才有,因此本文的考察也仅限于中国大陆。

一、学报为20世纪前半期现代学术在中国的立足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现代学术无疑是相对于传统学术而言,两者的细分学术界早有定说,不必赘述。有一点可能不为人所注意,即中国社会尽管在鸦片战争以后发生了剧烈变化,但学术思想并没有在短时期内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在连续发生无数中外事变后,中国依然采取科举取士、依然坚信中体西用为救国良方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中国尽管受欧风美雨的激荡较早,但多为枪炮和机器等物质层面的接触,思想文化的变化要滞后很多。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端开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已是学术界公认的事实。确切地说开始于甲午战争后的救亡图存,尤其是在戊戌变法后,中国知识界逐渐意识到中国落后不仅仅在枪炮和机器,更在于科学技术和思想学术。因此,我个人倾向于认为,现代学术在中国生根并产生影响实际上是进入20世纪以后,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著名学者有开山之功。其间,除了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产生影响外,现代学术体制——大学的建立尤其重要。而伴随着20世纪初期中国大学的纷纷创建,中国的现代学术逐渐取代传统学术,其中学报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此前无论在学术史研究领域,还是在出版史研究领域,对学报在早期中国现代学术创建中的作用都重视不够。
大学对20世纪初期的中国来说,仍然是一个新鲜事物。判断是否能摆脱传统科举制度的影响以及衡量一个大学的办学水平,有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是人才培养,二是学术水平。科举制度下人才培养的目标只有一个,即取得入仕的资格;现代大学则是根据社会需要来培养人才,而学术水平高低决定了学校能否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因此,有眼光的大学领导人无不把提高学术水平作为一项要务来抓。学报作为发表现代学术论文的重要载体和推广学术成果的重要平台,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产生的。也就是说,学报的产生有其必然的合理性。以下通过对典型的有影响的学报进行比较,简述学报在20世纪上半期所起的重要作用。1. 《东吴月报》:中国最早的大学学报何谓大学学报?顾名思义,学报应该是由高等院校主办的定期出版的学术性期刊。根据这一定义,1906年6月由东吴大学主办的《东吴月报》是我国最早的大学学报,创刊号名《学桴》。《东吴月报》后来曾更名为《东吴》《东吴季报》《东吴杂志》《东吴学报》等,历经30余年,出版基本没有中断。这份杂志从一开始就比较注意学术性,其发刊词明确指出刊物的宗旨:“西士谋刊行月报,以表学堂之内容,与当代学界交换知识。”《学桴》近三分之二的内容是学术文章,如《论近日支那学校之科学宜以英文教授》《劝学说》《女子教育》以及译作《万国公法论》等。笔者之所以同意《东吴月报》是中国第一份大学学报的观点,是因为这份由大学创办的杂志志存高远,如《学桴》即以教育和学术为使命。何谓“学桴”?其发刊词云:“学桴者,预备过渡时代器具之一部分也。”“而何不以兵桴,以商桴;而何不以政治桴,以宗教桴,而独取于学者?盖兵商政教皆备于学。则学者载种种桴之桴也。而又可谓合种种桴而所成之桴也。”很显然,主办者认为教育和学术比政治、经济、军事、宗教重要,前者是基础和前提,是后者赖以生存之本,并希望《东吴月报》能在中国关键的过渡时代发挥自己的作用。应该说,这个带有时代色彩的定位开启了中国大学学报光辉的历史。2. 《清华学报》:中国最早冠名“学报”的学术期刊《清华学报》为一份文理综合性学术月刊,1915年12月创刊。尽管《清华学报》不是最早的学报,但它创造了两个第一:(1)《清华学报》是中国第一本冠名“学报”的学术期刊,对“学报”的功能和宗旨作了最早的定义,明确了高校主办以及学术性这两个核心要素。关于学报的办刊宗旨和功能,《清华学报》在发刊词中说得非常明确,即阐发学理,传播学术;集思广益,以资考镜;互相交换,互相观摩;博通今古,融贯中西。学报者,交换知识之渊薮也,清华学子,以学报有益于学业者甚大。特于课余之暇,译述欧西有用之书报,传播学术,或以心之所得发为文词,或以平时所闻者为余录……苟以此册与各界各校所出之伟著,互相交换,互相观摩,则此后诸君子之学识,日以增进,而本报亦继长增高,益求完备。这是有关高校学报社会功能的最早论述,它与后来我们对高校学报的定义——作为本校学术研究窗口和为教学科研服务——已基本相似,但两者的区别仍值得注意,《清华学报》发刊词的重点在校际交流,而后来学报定义的重点则在为本校服务。前者才更具备学术期刊的本质属性。《清华学报》编辑出版人员的组成也体现了高校特点,富有创造性,突出表现为编辑部成员中既有教师,也有学生;教师可担任中英文掌校、编辑,学生可兼任总编辑、中英文编辑和经理,这看上去不可思议,但效果却非常之好。教师中先后任职者有杨恩湛、饶枢龄、高祖同、陈桢、戴元龄、王文显、狄玛、刘大钧、吴景超、朱自清、吴宓等;学生中任职者有陈烈勋、陈达、杨振声、浦薛凤、梁思成。知名学者梁启超、萨本栋、胡适、王国维、梅贻琦、叶企孙、周培源、赵元任、马寅初、顾毓琇、杨树达、冯友兰、罗家伦、金岳霖、吴有训、陈寅恪、翁文灏、闻一多、王力、俞平伯、张光斗等均曾参与学报的具体工作。这种师生共同参与的编辑体制,尽管同学报创刊初期的历史条件有关,但其体现的“教学相长”的优点却是非常突出的,而且通过学报的锻炼,涌现了一大批优秀学术人才。上面这串长长的名单,足以让我们对这份杂志肃然起敬。(2)《清华学报》是中国第一本中英文双语出版的学术期刊,也是民国初年我国最有代表性的文理综合性高校学报,英文译名为The Tsinghua Journal。《清华学报》发表了不少高水平的英文论文,如1930年第1期金岳霖的“Internal and External Relations”,1948年专辑中钱伟长的“Asymptotic Method on the Problems of Thin Elastic Ring Shell with Rotational Symmetrical Load”等等。在有关自然科学的英文论著中,以叶企孙的中国数学史研究和天文历算史研究最为重要。叶企孙在1916年1月出版的《清华学报》英文版第3期发表“The Chinese Abacus”一文,随后又开始连载“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in China”一文。叶企孙在这些论文中最早以“数学史”命名,从而成为中国数学史的开山之作。3. 《北京大学月刊》:最早具有典型意义和学报形态的学术期刊创刊于1919年1月的《北京大学月刊》,尽管不是我国最早的学报,但从各方面分析,它应是“中国自己创办的最具典型意义和最富大学学报形态及特征的学术刊物”。这一点可以从其创刊宗旨和具体内容来说明。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月刊》撰写的发刊词,不仅是他对大学理念最早、最完整的阐释,也是对大学学报办刊宗旨和原则最为系统的表述,堪称研究学报的经典文献。他把办好《北京大学月刊》看作是将北京大学办成高水平大学的一个必要条件。正是因为在创刊之前就有了蔡元培所作的高瞻远瞩的设计和规划,《北京大学月刊》才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蔡元培在发刊词中说,北京大学创办《北京大学月刊》有三个目的。第一,“尽吾校同人力所能尽之责任”。什么责任?即学术研究的责任,此可称为中国人最早提出的关于研究型大学的理念。第二,“破学生专己守残之陋见”,使“同校之教员及学生,皆有交换知识之机会,而不至于隔阂矣”。第三,“释校外学者之怀疑”。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蔡元培在这里提出了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原则,指出“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吾国承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常好以见闻所及,持一孔之论”。《北京大学月刊》的任务就是打破门户之见,古今中外兼收并蓄。《北京大学月刊》自1919年1月创刊,至1922年2月,共出版一卷9号,时间不长,但其影响深远,所发文章学术性强,学术水平高,除研究古典学术外,还是推广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基地,真正成为当时北京大学一个必不可少的学术窗口。在20世纪前半期,除上述三本代表性的学报外,还有《复旦》《南开季刊》《史地学报》《法政学报》《国学丛刊》《燕京学报》《辅仁学报》等等,都对中国现代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对现代学术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学报增加到近百种,并逐渐从文理综合发展为文理分刊,编辑出版渐趋规范化。抗战爆发后,学报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大多数学报停刊,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全国仅存学报不足30种。从1906年《学桴》创刊到1949年这40多年中,学报为所在大学的发展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与此同时,学报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传统,大致可概括为:(1)学报是综合本校各学科科研成果的集中展示。(2)开放的心态和追求真理、传播学术的精神。(3)学报的核心作用在于学术交流,主要体现在本校学人间的交流、校际交流以及国内外学界的交流。(4)本校学人的广泛参与。本校著名专家是办刊的主力,师生合力办刊。这种传统的形成与时代背景和当年高校的总体规模、发展水平是切合的。

二、1949年后中国大陆大学学报的现状及成就

1949年后,随着新中国经济社会与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大学学报逐步恢复,新的学报不断创刊。至1965年,全国学报共有160余家,但文理极不平衡,理科学报120余种,文科学报仅有40余种。此与国内大环境相关,其中1952年的院系大调整,在造成中国高校失衡发展(重理轻文)的同时,也对学报造成了同样的影响,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因此,本文对中国大学学报现状的评述,重点放在最近30年。

1950年代初,中国大陆陆续创建和恢复了一批学报,如《文史哲》《厦门大学学报》《南京大学学报》《北京大学学报》《东北师范大学学报》等。总的来看,适应建国初期的新形势,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这些学报在关注现实的同时,基本能以学术性为主。但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以及随之而来的反右运动,学术研究让位于政治运动,很多学报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1959年“反右”运动扩大化后,同全国学术界一样,学报的学术性传统进一步受到冲击。据对1957~1965年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6所大学文科学报所发表论文的统计,非学术性论文超过25%,如果再加上与现实密切相关且学术性不强的论文,则数量可能更多。

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极左路线彻底扰乱了中国学术界,也几乎扼杀了中国的学报。这个阶段,学报不仅受到了政治的极大冲击,而且很多学报被迫停刊。伴随中国学术的沦落,从1966年到1973年,中国大学的文科学报几乎出现了7年空白,实在令人痛心疾首。1973年,毛泽东做出了恢复部分学术期刊的指示,据说还专门提到要恢复几家学报。至于毛泽东在晚年为什么突然有这个决定,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是学术界完全死寂,并非他所愿;二是在思想学术领域内进行阶级斗争,毕竟也需要阵地。随后,不仅《历史研究》《哲学研究》等著名专业期刊复刊,一些学报也逐步复刊。此时尽管是“文革”后期,但政治斗争仍异常激烈,因此包括学报在内的所有学术期刊发表的文章,几乎全充斥着政治斗争的意味,很多学报已近乎“大批判”“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阵地,学术论文极少。

1978年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步入良性发展阶段,学术研究逐步走向恢复和繁荣,大学学报也开始复苏,学报在积极为学术研究和教学服务方面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总的来看,近三十余年来大学学报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8年到1998年。改革开放以后,大学学报得以恢复和初步发展,尤其在1984年后,学报发展速度加快。据统计,全国高校社会科学学报1985年为277种,1986年360种,1987年393种,1988年440种。经过1989年底至1990年初的全国报刊整顿,学报数量下降至388种,此后维持缓慢增长的态势。在这一阶段,大学学报主要集中在办学历史较为悠久、科研实力较强或办学特色较为鲜明的名校。尤其在80年代,高等教育基本上还处于恢复和发展阶段,还是以精英教育为主,名校的研究生培养恢复不久,招生数量有限,学术评价系统尚未建立,高校排名亦未以量化评价为主,所以论文的产出量不能与今天同日而语。这一时期的大学学报,基本上保持了其传统特点,以综合性、内向性为主,其学术质量与当时的高校科研水平相当。由于学报数量仍然有限,综合性、内向性的特征尚未妨碍学术交流,各大学的期刊阅览室中,数量有限的综合性学报与各类专业期刊均是读者阅读的主要对象,学报的学术交流作用尚能发挥,名校学报学术声誉良好。但学报所处的环境毕竟已不同于二三十年代,随着大学数量和研究人员成倍增长,到80年代末以后,综合性学报的问题开始显现,除了综合性、内向性的特征继续保留外,大学学报学术交流的传统功能开始萎缩,一批专业期刊的创设加速了部分中小学报与学者的疏离,大学学报的固定读者逐渐流失,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开始受到学者的青睐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其拾遗补缺的功能,将一些中小学报上的优秀论文及时地按专题予以复印发表,但这些中小学报本身则变得乏人问津。学报的另一个问题是复印报刊资料无法解决的,那就是著名学者逐渐远离了大学学报的编辑,这使得众多大学学报从稿源到编辑的质量变得难以保证。

第二阶段,从1999年开始,学报突然大幅度扩容,至2001年居然达到1130种,占全国社科期刊总量的2/3以上。而今,更达到了创纪录的1300余种。1999年开始的学报大扩容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确立了一校一综合性学报的建制,只有名校才拥有学报的格局被彻底打破,名校学报的数量几未增加,而一般院校均拥有了自己的学报。这样的扩容有其合理性,每个学校都有权利拥有自己的学报,这是毋庸置疑的。但随着精英教育向全民教育的过渡,大学的使命和功能已在发生变化,学报的功能理应随之变化;然而,学报的定位与这一变化并不同步,新建立的学报大多将其定位为综合性学术期刊,与既有的大学学报并无二致,而这些学校在科研实力和学术声誉方面却无力与名校抗衡,对于以校名命名的学报这样一种特殊刊物来说,照搬名校学报的学术定位,就会使这些新的学报一诞生就输在起跑线上。这一阶段的大学学报呈现出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是作为我国学术期刊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学报在当代学术发展中继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许多学术前沿问题、热点问题的讨论都由学报发起或有学报的重要参与;另一方面,1999年以来新创刊的近千家大学学报中相当部分从一开始就陷入困境,由于定位为综合性学术期刊,优质稿源和读者的缺乏使“全、散、小、弱”的特征如影随形,始终难以摆脱,结果是学报数量虽然激增,学术声誉却大大下降,在90年代已显现的学报问题一下子被放大了许多倍,学术界对学报的批评之声开始出现。可以说,学报的主要成绩出在第二阶段,问题也是主要出在这个阶段。

这里仅以《文史哲》和《南京大学学报》为例,说明大学学报在当代学术发展史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及大学学报自身的革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前者最大的特点是站在学术前沿,经常就学术界关注的、事关重大的学术问题展开讨论,引导学术的发展;后者则注重创新,在综合性社科期刊处境非常困难的情况下,闯出了自己独特的办刊道路,成为众多学报学习的榜样。

《文史哲》创刊于1951年5月,是新中国第一家高校文科学报。60年来,这份杂志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其影响之广,水平之高,堪称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奇迹。所谓“知出乎争”,《文史哲》有选择、有目的地组织学术讨论、学术争鸣,是其享有盛名的重要原因。早在1950年代,《文史哲》就因为刊发“小人物”李希凡等人的文章,而引发了关于《红楼梦》的大讨论,《文史哲》由此而经常为人们津津乐道。此后,对我国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带来巨大影响的“五朵金花”大论战,其中的三朵就盛开在《文史哲》。

1980年代以后,《文史哲》继续坚持引领学术的传统。1980年代初,中国学术界文化界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讨论(即所谓的“文化热”),其起点即始于《文史哲》1984年第1期发表的关于文化史的一组笔谈。世纪之交前后,该刊发起了两场引起学术界极大关注的大讨论,即“儒学是否宗教”的讨论和“疑古与释古”的讨论,这两场讨论都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瞩目和参与,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有了进一步的深入。从该刊组织的2006年“疑古与释古”讨论以及2010年“中国社会形态问题”大讨论都被列为人文社会科学界的热点问题来看,该刊的确充分发挥了引领学术的作用。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而今的《文史哲》更是以日趋成熟的体制化的思路,通过策划主办系列“人文高端论坛”,以小规模、高层次、大动作为特点,以人文学术的焦点、前沿问题为内容,通过系列深入探讨,旨在形塑学术风尚,引领学术方向。

如果将《文史哲》与当年的《清华学报》和《北京大学月刊》相比,不难发现,对学报传统的弘扬与创新、坚守学术前沿、倡导学术争鸣与交流、遍及学术界的著名学者参与,是《文史哲》得以引领学术并在众多学报中一骑绝尘的成功要诀。特别是她将局限于呈现一校之成果的学报拓展为向整个学界开放的公共平台的做法,使大学学报的作用在新时期有了显著提升。

《南京大学学报》创刊于1955年,同样是中国大陆历史悠久、学术声誉很好的名牌大学的学报,其近十几年的创新举措尤其引人注目。影响最大、效果最明显的举措是其特约主持人的制度创新、学报内容的专题系列化以及开门办刊。这些创新举措,对当代大学学报乃至所有社科期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特约主持人制的设想首先是基于高校社科学报优良传统、发展现状与出路的深入思考,即作为综合性的社科期刊,应该走出自我封闭的状态,彰显学报的学术交流功能,使之成为公共学术平台。这既是对学报传统的继承,也是学术发展对学报的要求。作为知名学府,南京大学各院系都有一批知名学者、学科带头人,他们在对学科前沿的把握和与校外学者的联系上,都比学报编辑有明显的优势,学报应该充分利用学校这些最为重要、最为宝贵的资源。也就是说,学报如果敞开大门,利用著名专家的威望和学术影响力来办刊,则一定能大大提高学报的学术水平和知名度。当然,学报并非在所有学科全面出击,而是从本校重点和特色学科中选择特约主持人,集中力量打造特色栏目。《南京大学学报》特色专栏的特约主持人制创设于1999年,一直坚持至今。实践证明,这个制度创新非常成功,是学报走创新之路的好办法,不仅大大提高了学报的学术水平,充分体现了学报的特色,而且也做到了更好地为学校的学科建设服务。为使特约主持人制制度化,《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专门制订了“专栏策划办法”,详细规定了专栏开设的条件、程序、论证、策划方案、组稿及特约主持人的条件与要求等。这一卓有成效的制度为很多期刊效仿,俨然成为大陆社科期刊的一大特点。这是《南京大学学报》对中国期刊界做出的一大贡献。

为了使学报真正成为公共学术平台,《南京大学学报》还创设了与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联合主办重点专栏的办法,该刊分别与《南开学报》和《清华大学学报》联合开设“当代西方研究”和“期刊与评价”专栏,合两校之力,共同打造开放的学术平台;该刊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共同主办“民国研究”专栏,开高校学报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办刊之先河。通过联合主办特色专栏,不仅大大拓展了学报的学术空间,而且这些专栏吸引了大量学者的关注,来自校外乃至海外的专家轮流担任这些专栏的主持人,由著名学者参与办学报的传统得以发扬光大。

在第二阶段最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推出的“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以下简称“名刊工程”)。教育部为此正式颁发《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实施方案》,规定其具体目标是:“通过国家(包括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和主办单位)的支持和学报的改革,在五年时间内滚动推出20家左右能反映我国高校学术水平和学科特点、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社科学报及其特色栏目。其中,培育出5至10种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社科学报。逐步改变目前高校社科学报‘全、散、小、弱’的状况,实现‘专、特、大、强’的目标。”名刊工程为学报的改革构建了一个可望重振雄风的平台。它对学术期刊界影响巨大,注定要被写入当代学术史。在这个工程的推动下,当代中国大学学报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说在传统学报体制下达到了所能达到的高度。至目前为止,共有三批31家学报入选名刊工程。实施名刊工程七年多来,成效非常显著,突出表现在名刊学报所发表学术论文的质量有了明显的整体提升,学术影响力扩大。朱剑对名刊学报同各省社科院(社科联)的综合性期刊做了对比研究,并通过各种资料进行论证,他取名刊学报前15名、社科院(社科联)综合性期刊前15名做了比较,我在这里将三表简化合一,详见表1。

正如朱剑所论,无论是从被引频次、影响因子,还是从“三大文摘”(指《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的情况看,“经过六年建设,名刊学报的影响力和质量已有明显提升,已成为最优的社科期刊之一种”,尤其是“在影响因子、文摘(复印)率这些计量高影响或高质量论文所占比例以反映期刊整体影响力和质量的资料方面,名刊学报在各组统计中都体现出了明显的优势,说明名刊学报的整体办刊水平更为齐整”。应该说,这个结论是可信的。以《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为例,这份学报就是直接得益于名刊工程,其学术水平和社会影响力在名刊工程引导下上了一个大台阶。

但是,在经过了七年以特色化为主要手段的内涵式发展之后,名刊工程碰到了必须突破的瓶颈。特色化毕竟不能代替专业化,其学术影响力仍无法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一系列专业期刊相比,随着数字化、集团化潮流的兴起,名刊学报面临着专业化转型与数字化、集团化发展的问题。而在全国千余家学报中,名刊学报毕竟仅占极少数,而且这些名刊学报大多都属于名牌大学,有全国最好的学术资源,加上政策的支持,比较容易办好;对于绝大多数学报来说,则没有那么好的办刊条件,要提升学术水平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三、中国高校学报目前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无可置疑,高校学报为新时期学术的繁荣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目前学报的确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同样不能回避。有两个现象可以说明学报存在的问题非常严重,必须引起注意,一是前几年学术界热炒“学报垃圾论”,二是今年年初《光明日报》就学报问题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
在当代中国大陆学术界,学术期刊本来是一种稀有资源,这当然同大陆特有的期刊管理体制有关。可现在发生了一种怪现象,即一方面学者呼吁政府应当鼓励学术期刊发展,多发放学术期刊刊号,以满足广大学者日益增长的发表学术论文的需求;另一方面学者又在痛斥质量低劣的学术期刊太多,买卖版面的现象屡禁不绝。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有人认为问题主要就是出在学报上,于是就有了上面所说的两种现象。学报当然存在问题,而且问题可能还不少,但是如果把目前学术期刊存在的问题主要归因于学报,则有失公允。不过,客观分析学报存在的问题仍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只有研究学报问题之所在,才能找到未来发展的方向。(一)目前中国高校学报存在的问题关于中国高校学报存在的问题,期刊界和学术界已有很多讨论。朱剑曾撰文将包括综合性学报在内的综合性学术期刊存在的问题归结为10个:综合性还是专业性,全面出击还是有所取舍,开门办刊还是自我封闭,依靠专家还是编辑办刊,重选题策划还是重文字编校,匿名审稿还是编辑审稿,执行编排规范还是执行评价规范,重评价指标还是重独立风格,纸质版还是电子版,面向市场还是拒绝经营。到目前为止,这是对学报存在问题分析最为透彻,也最有前瞻性的一篇文章。受此启发,我把学报问题大致总结为以下两条,一是“全、散、小、弱”,二是同质化严重。何谓“全、散、小、弱”?姚申的解释非常有代表性,他说:

所谓“全”,即指目前高校社科学报综合性学报占多数,文、史、哲、政、经、法,什么学科都有,小而全;所谓“散”,指高校人文社科学报分散经营、各自为政,形不成规模效应;所谓“小”,指高校人文社科学报还存在发行量较小、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益偏低的问题;所谓“弱”,指高校人文社科学报普遍存在的质量弱,影响弱,综合实力弱。正是因为学报存在这些突出的问题,新闻出版总署官员在多种场合对学报提出批评,并试图推进学报的企业化改革,但出于体制的原因,改革始终难以进行下去。在他们看来,学报已经成为出版体制改革中一块最难啃的骨头。关于学报的同质化问题,来自学术界、管理界、期刊界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同质化主要表现为趋同化、大杂烩,不仅面孔相似,而且栏目设置和内容编排都相似。张耀铭曾对综合性期刊提出批评,并重点批评了学报,他说:学术期刊,尤其是拼盘式的综合性期刊,“趋同化”现象非常严重。中国高等院校文科学报有千余家,综合类的期刊就占了三分之二。编辑方针趋同,编辑模式趋同,栏目设置趋同,甚至探讨的社会热点也趋同。大家一味走“泛综合化的路子”,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面面俱到,众刊一面,使读者失去了新鲜感和阅读兴趣。针对学报存在的这个问题,大家各显其能,纷纷尝试走特色化之路,尤其是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学报更认为这种做法是不二之选,以至于教育部文件也认同这种做法,公开鼓励这种尝试,在名刊工程之外,又专门设立了名栏工程。这种尝试,实际上是在现有体制下,走自我挖潜之路。尽管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学报总的面貌,尤其是同质化问题并没有解决。(二)未来中国大学学报发展的方向以及可喜的探索上面所说学报存在的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即正因为几乎所有综合性学报都存在“全、散、小、弱”的问题,所以才有同质化的问题。因此,只有根除“全、散、小、弱”之痼疾,中国学报才有希望。为了改变学报形象,学报界同人以及教育部等管理部门都付出了巨大努力。比如前述教育部名刊工程,就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是名刊学报毕竟只是学报中极少的一部分,不仅不足以说明学报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反而被淹没在大量平庸学报的汪洋大海之中。而且,名刊工程学报经过几年的努力,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达到了在体制和办刊人能力范围内所能达到的极限,几乎已无潜力可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在解决学报问题的时候,采取的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而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其实,早在提出名刊工程设想的时候,袁贵仁就指出了高校学报改革的三个可行性方案,即所谓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办高校学报专业期刊;中策是鼓励若干高校社科学报合作,组成联合编委会,进行相对集中的学科专业分工;下策即走内涵发展道路。照朱剑的说法,上策是根治之法,中策是变通之法,下策只是补救之法。上述学报所为,皆为补救之法,而根本问题不解决,补救只可能有暂时的效果,不可能持久。专业化、集团化、数字化都是学报要努力的方向,三者之中又以专业化为根本。在专业化的基础上,同时实现学报的集团化和数字化转型,是最为理想的进路。但是,学报的由“全”而“专”,难度极大。最难在体制,由计划经济而形成的当代中国大学学报最突出的特点是“全”,其影响根深蒂固;次难在观念,学报界同仁已经习惯于大拼盘式的做法,编辑部人员组成也是力求学科的齐全。因此,如果要学报走向专业化道路,亟需一个脱胎换骨、凤凰涅槃的变化过程。全国有1300余家社科学报,虽然都冠以“学报”二字,但办刊条件和内容质量可谓千差万别,实行一刀切的办法肯定是行不通的。就综合性期刊以及学报改革问题,新闻出版总署曾经发过几个文件,但最后都未能顺利执行,除了体制方面的原因之外,还因为学报不仅情况复杂,而且数量大、牵涉面广。在这种情况下,试图以“毕其功于一役”的做法完成学报的改革,是不现实的。2011年初,入选教育部名刊工程的17家学报联合推出“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这是一次伟大创举,极有可能由此打开中国学报改革之门!我之所以对此项探索给予如此高的评价,一是因为在目前学报面临艰难困局的形势下,他们摸索出了一条最佳的改革路线,如果此次探索能够成功,那么将来中国学报的局面必将大为改观;二是此项探索不是迫于行政命令,而是完全由既有实践经验,又有切身感受的学报主编们所推动,是自觉自愿,是自由联合。“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的具体实施方案建立在教育部名刊工程这一优质平台之上。如前所述,经过数年内涵式的发展和建设,名刊工程学报的学术水平大幅度提高,部分论文的学术质量和学术影响力已不输于专业期刊;而特色化办刊在各学科方向打造了一批优秀栏目,有了比较深厚的学术积淀。更为重要的是,名刊所在的名校的声誉是一笔不可估量的无形资产,系列专业刊的平台实际上是建立在诸多高校的既有平台之上。如果说拿某一学校的科研力量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尚不足以抗衡的话,那么,17家大学的联合则是任何一家研究机构所无法抗衡的。鉴于中国学报的历史以及现实的复杂性,“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的改革探索采取了切实可行、逐步推进的方案,以既能延续学报的历史传统,又能兼顾学报现实情况的两全其美的办法,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继续做好目前纸本综合性学报的编辑出版工作,这是改革的基础,不仅要求继续做,而且要想方设法做好;第二步是在现有学报所发论文的基础上,同步实现专业化和数字化重组,共同打造新型的属于高校自己的专业学术期刊。这样做的好处是,既创建了新的体系独立的专业化数字化期刊,又不会割断与名刊学报的血脉联系。也就是说,名刊综合性学报与系列专业期刊要相依共存,各展其长:在论文组合上,分别以综合性和专业性见长;在出版载体上,分别以纸本和数字版为主;在出版时间上,完全同步或后者更早;在传播途径上,前者以保持纸本传统为主,后者则主打更为迅捷的网络管道。经过17家学报的精诚合作,“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首批10个专业刊已经在中国知网发布,这10个专业刊是:《历史学报》《文学学报》《哲学学报》《政治学报》《经济学报》《法学学报》《社会学报》《马克思主义学报》《传播学报》《教育·心理学报》。封面、扉页、目次页、内文版式等统一设计,读者可以免费阅读和下载。经过几个月的试运行,点击率和下载量非常之高,学术界反应良好,可以说已经取得初步成功。下一步的工作,是在已组建的打破校域界线的联合编委会和联合编辑部的基础上,建设各刊可以共用的审稿专家库,真正同国际学术期刊界接轨。不过,一定会有人说,名刊学报是中国大陆最好的学报,本来就处在学报金字塔的顶端,这样的合作当然很理想,也一定能在学术界产生反响。可是全国那么多学报,各种层次都有,很难像名刊学报那样合作,是不是就没有出路?当然不是这样,只要面对现实,勇于改革,则皆有发展的前景。朱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出了全国学报改革的具体思路,他认为,学报改革的重点应是学报布局与结构的合理化,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来逐步达成这一目的:

第一,鼓励研究型大学依托综合性学报联合重组为权威的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专业学报。这不仅是破除高校门户壁垒、建设开放平台的有效办法,而且也只有集各名校之力才能办成权威期刊。第二,鼓励具有一定科研能力的地方性高校联合重组为专业和专题学报,这可以使地方性高校集中优势力量在某些领域取得突破。第三,对于以教学和培养实用型人才为主的院校,鼓励其学报转型为为教学研究和为地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服务的应用性学报。这些院校往往很难占据学术研究前沿,但在地方建设中的作用不容忽视,故其学报由纯研究型转型为实用型,对学术研究不会有大的影响,而对院校服务地方则意义重大。第四,对于不为上述三种鼓励所动,坚持不作任何改变的学报,只要其具备基本办刊条件,就应该有权自主地办下去,而选择权应该交给作者和读者。朱剑提出的学报改革方案符合中国学报的实际,如果能按此方案逐步实施,几年后中国的大学学报必将有重大改观,不仅能摆脱原来的困境,而且能形成中国特色的学报和社科期刊体系,从而为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做出贡献。回顾大学学报走过的百多年历史,她曾创下辉煌的业绩值得我们为此而骄傲,亦有太多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记取。中国的大学学报诞生于危难深重之时代,寻求和传播救亡与强国的真理始终是她不懈追求之目标。正是在这一追寻的过程中,形成了自身优良的传统,其中最可贵的是开放的心态、追求真理的精神和学术交流平台之功能。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传统的核心价值被后人所淡忘和扭曲,今天许多学报人在论及学报传统时,只看重一些表面的东西,如学科综合的形式、作者构成的内向性等,坚持认为学报必须是综合性的,作者必须是本校的,否则就背离了学报的传统。这种对学报传统的片面理解不仅不能正确地认识学报的历史与传统,更是导致今天的学报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在期刊数字化、集团化速度加快的今天,学报面临很多的挑战,学报优良的传统是我们应对挑战的宝贵精神资源。只要我们能像学报的前辈那样,以追求真理、传播学术为使命,勇于改革和创新,在未来无限发展的时间和空间中,学报就可能有更大的作为。

(本文来自《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4期;本文原文题目为《中国高校学报的历史、现状和将来》;标题为本号所加;感谢仲伟民先生授权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