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消闲文学期刊略论(一)

2020-11-16 09:15 浏览量: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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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之外,消闲取向也是孤岛不少文学期刊的选择。一份文学期刊是选择启蒙还是救亡,或者消闲,表面上是一种价值取向选择,其实也暗含着一种编读关系的转移。1932年5月1日,施蛰存受现代书局的邀请,创办了一个“完全是起于商业观点”[1]的杂志《现代》,在第一期的《编辑座谈》中,施蛰存批评了新文学期刊的一个弊病,即把编者与读者的关系“从伴侣升到师傅……于是他们的读者便只是他们的学生了”[2]。施蛰存说出了现代期刊史上的一个通例。在救亡或者启蒙者的眼里,如果一份文学期刊仅仅供人消闲,那就没有价值。但在消闲取向文学期刊眼里,消闲类期刊存在的理由,就是在宣传救亡与思想启蒙之外,还能供人消闲。

傅雷先生

孤岛文学期刊消闲取向的形成,首先源于一些文人的自我调适需要。1944年4月,傅雷用迅雨的笔名写了一篇《论张爱玲的小说》,发表在同年的《万象》第五期上。对于当时的文化环境,傅雷第一句话就说,“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谁也不存什么幻象,期待文艺园地里有奇花异卉探出头来”[3]。傅雷形容的是全面沦陷后的上海,但如果把它用在两三年前的孤岛,同样十分契合。孤岛不少文人们有一种进退失据的惶惑。周瘦鹃曾如此表达:

要说人必有派的话,那么我是一个唯美派,是美的信徒。可是宇宙间虽充满着天然的美和人为的美,叵耐不幸得很,偏偏生在这万分丑恶的时代,一阵阵的血雨腥风,一重重的愁云惨雾,把那一切美景美感全都破坏了。于是这唯美派的我,美的信徒的我,似乎打落在悲观的深渊中,兀自忧伤憔悴,度着百无聊赖的岁月。[4]

青年时期的周瘦鹃

在战争面前,周瘦鹃们没有选择积极的救亡或者启蒙来应对,而是选择了较为个人化的消解之道。自我退隐的选择,无疑也正是对于个人自由的一种追寻。西美尔曾说,“这种暗含着厌恶情绪的自我退隐作为一种较普遍的都会精神现象的形式与外衣会依次出现:它给予人们一种和一些个人自由,不管如何,在别的情况下并没有和这种个人自由相似或可类比的东西”[5]。自我退隐能带来一点心理上的安慰,但却不能真正走出“悲观的深渊”,“悲观者终于悲观,无论人家怎样劝慰,总觉得跼天蹐地,无从乐观起来”[6]。这种情况下,消闲期刊的创办,消闲文字的写作,成为他们自我调适的一个途径。

1938年5月,《红茶》创刊。说起创刊动机,胡山源毫不隐讳,“在这孤岛之上,我辈文人假使绝无发泄之处,实在耐不下”[7]。作为一个新文人,胡山源当年在弥洒社的活动受到过鲁迅的注意。孤岛初期,胡山源没有像周瘦鹃一样选择自我退隐,一度还主编过《申报·自由谈》,写过《明季义民别传》,但外向化地对时事鼓与呼,并没有满足胡山源的文艺心灵。基于如此考虑,《红茶》成为他的一个艺术乐园。在他看来,“在这个时代,我们当然没有什么可以快乐的事情。我们的作品,多一些苦难的描写,乃是事实上所不能避免的。不过我们却不想发抒我们的悲感,而引起别人的悲感”[8],于是进行救亡呐喊之后,胡山源在《红茶》里卸下了所有沉重的担子。胡山源用多个笔名在《红茶》上写作,展现着不同的文字风格。他提出“容纳文言”,是为了把文言看成古董进行赏玩;同时又发出邀请,“容纳俏皮文字”[9],也是要用一种快乐简单的文字,来按摩过于负重的心灵。

青年时期的胡山源

周瘦鹃,自称被孤岛的血雨腥风与愁云惨雾打落在悲观深渊中的他,也以消闲期刊作为自济之舟。周瘦鹃于1941年5月创刊《乐观》,他在《乐观》上公开呼吁,“把这乐观两字,当做座右铭般,时时挂在我的眼底心头,时时挂在每一个读者的眼底心头,愿大家排除悲观,走向乐观之路,抱着乐观,相信乐观光明之来临”[10]。无论是胡山源的不要悲感,还是周瘦鹃的相信乐观,都在呼唤一种不负担过多责任的消闲文字。与胡山源创办《红茶》相似,周瘦鹃坦陈创办的目的之一“是聊以自娱”[11]。从逼仄的环境中追求心灵的扩大,从绝望中通过消闲取向让生活开出希望之花,是周瘦鹃一贯的解脱方式。其实从1939年5月《永安月刊》创办,周瘦鹃就开始从消闲文字中自我救赎。《卖花女子张红蘋》、《说部隽品》、《紫兰花片》、《紫兰巷》、《嚼蕊吹香录》等,都在哀婉的文字中抒发自我的心思。从1940年第18期开始,周瘦鹃又开始连载《清闲集》。《清闲集》并不是周瘦鹃的个人创作, “录前人杂句怡性情者”[12],在古诗文中沉潜,试图用古色古香的前尘往事来洗涤自己。

周瘦鹃是一个具有深厚传统意味的文人,他的思想资源中,传统文化中适性自怡与穷则独善其身的观念深入内心。尽管胡山源与周瘦鹃的文学身份有所谓的新旧之别,但在消闲价值取向的选择上却没有二致,也彰显出消闲价值取向在孤岛文人中的普遍性。《永安月刊》、《乐观》、《红茶》、《小说月报》等期刊上,周瘦鹃以及与他相类的郑逸梅、程小青、孙了红、包天笑以及胡山源等文人,从消闲文字里寻求自我心灵上的解脱,形成一股引人注目的文学风潮。孤岛上自我调适的消闲文字,不少采用较为文雅的语言,尤其是一些遗老们,沉浸在古文诗词中,互相酬唱,自得其乐。《小说月报》创刊第二期,设立了“今人诗文录”栏,由吕剑吾主持,收录了当时文坛遗老们的诗作。从这一点来说,当文人们自我调适之时,他们笔下的文字大多并不通俗,反而显得雅化。

文学期刊天然体现着一种编读关系,胡山源在创办《红茶》的动机中就提到,“一般读者假使没有略可快心的读物,也有些过不来,我们总必得要有一种适应双方面的刊物”[13],而周瘦鹃也把《乐观》的首要任务定为“一方面原要取悦于读者”[14]。由此可见,即使陷入悲观深渊的文人们在选择自我调适的时候,也一直顾念着同时抚慰读者。只有到了他们把目光投向读者大众,消闲文学期刊才显出通俗化的风味抚慰读者,对周瘦鹃们自是好心,但在深陷重围的孤岛上,当左翼文人冒着生命危险在大声疾呼之时,如果总带着读者围炉说旧事,把酒话桑麻,无疑会使这些文人产生道义上的歉疚。因此,消闲刊物首要之事,便是为其获得合法性依据。《永安月刊》说得好:

黎明在望,大地昏黑,时代之波洪动荡不定,一般人士每感焦躁不安。若夫不安则精神与行动均将交蒙其弊。扩而充之,足以影响百业前进之精神及社会秩序,进而至于动摇国本,为害之烈,盖可想见。求安之道,衣食与娱乐仅得其表耳,未得其里也。欲求表里俱安,沉着镇静,则必有赖于文字。盖借文字之力,将宁静其精神,鼓励其振作,辅助其发展,裨益其身心。则《永安月刊》之创,标的在是矣。[15]

通过一番慷慨陈词,《永安月刊》抛弃了新文人给予消闲取向没有价值的断语。自然,选择救亡与启蒙价值取向的期刊,所从事是利于国家的工作,但消闲文字通过“宁静其精神,鼓励其振作,辅助其发展,裨益其身心”,何尝不是在为国家服务?消闲文学期刊认为消闲文字将通过对读者的抚慰,同样达到巩固国本的时候,他们从理论逻辑和道德信义上为消闲刊物的发展做好了论证。更进一步,即使对于救亡和启蒙的志士们,消闲文字同样有用,“在他们建功立业,万几之暇,居然不以为讨厌,还肯赏光,付之一笑,至少限度,他们能够借此得到一些不害健康的消遣”[16]。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消闲文字之于救亡篇什,大概就是这互为表里的文武之道,缺一不可。

注释

[1] 施蛰存《<现代>杂忆·一》,《北山散文集》第24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

[2] 施蛰存《编辑座谈》,《现代》第1期,1932年5月1日。

[3] 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张爱玲与苏青》第162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6月。

[4] 周瘦鹃《发刊词》,《乐观》第1期,1941年5月1日。

[5] 齐奥尔格·西美尔《大都会与精神生活》,《时尚的哲学》第192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9月。

[6] 周瘦鹃《发刊词》,《乐观》第1期,1941年5月1日。

[7] 胡山源《<红茶>的由来》,《红茶》第1期,1938年6月16日。

[8]《编者的话》,《红茶》第16期,1939年2月1日。

[9] 胡山源《从“弥洒”说起》,《红茶》第2期,1938年7月1日。

[10] 周瘦鹃《发刊词》,《乐观》第1期,1941年5月1日。

[11] 周瘦鹃《发刊词》,《乐观》第1期,1941年5月1日。

[12] 周瘦鹃《清闲集》,《永安月刊》第19期,1940年11月1日。

[13] 胡山源《<红茶>的由来》,《红茶》第1期,1938年6月16日。

[14] 周瘦鹃《发刊词》,《乐观》第1期,1941年5月1日。

[15] 编者《创刊小言》,《永安月刊》第1期,1939年5月1日。

[16] 胡山源《<红茶>的由来》,《红茶》第1期,1938年6月16日。

(本文摘自出版六家微信号,作者王鹏飞)

王鹏飞,博士、教授。现供职于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英国牛津国际出版研究中心博士后;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现代文学期刊、出版文化和新媒体研究。主要论著有《孤岛文学期刊研究》《海派文学》(合著)等,编选《出版学》《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之萧红卷、师陀卷、萧军骆宾基卷等。兼任全国出版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史学会编辑出版研究委员会秘书长、高校出版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等。